凉山是我完全陌生的土地。尽管我到过西昌，但作为凉山州首府，西昌与凉山，尤其是与我要去的大凉山腹地昭觉县，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我去的时节，西昌城秋色宜人，城郊的尔舞山也是苍松翠柏，日光透林，但翻山过去，气温便陡然跌落，一路东行，只见苍灰色的山体和悄无声息的河面，愈来愈深地横着冬日光景。到昭觉当夜就下雪了，下得簌簌有声，俄顷之间，窗台已积半寸。由此我相信了古书对大凉山的描述：“群峰嵯峨，四时多寒。”

地界陌生，文化同样陌生。

要说知道一点，也是从博物馆里得来的。西昌东南郊，有个“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反映奴隶社会形态的专题博物馆。奴隶社会，听上去多么古老，再厚的历史书，也会放到前面几章，可凉山不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确切地说是1950年之前，都是奴隶社会。它是从奴隶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所谓“一步跨千年”。

再就是从电影上，十余年前看的《彝海结盟》。彝，本为夷。1956年，毛泽东主席和彝族干部商量，建议更“夷”为“彝”，说房子底下有米有丝，意味着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这一改，四两拨千斤，将强弓硬弩化为细雨和风。“夷”的造字，乃“一人弓”，猎者之义，既表明以狩猎为生，也表明好战。1935年之前，兵行凉山而不战，史书无闻，但红军没战，顺利通过彝区，直插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其间，近万名彝族子弟参加了红军。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彝族兄弟对中国革命是有重要贡献的，要继续加强政策支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彝区与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并在2018年初赴凉山昭觉县视察时进一步指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另外，还听到过不少传言。昭觉县东部的支尔莫乡，有个悬崖村（本名阿土列尔村），因一个网络视频出了名，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我身边的几个熟人，他们去了之后回来说起悬崖村的险、昭觉县的穷，还说，脱贫攻坚在彝区，是虎牙也啃不动的骨头。

不认识这个民族，我的书写将毫无意义，这是我深刻感觉到的。所谓民族，是指在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别的群落有所区分的族群。既然有所区分，各个民族之间当然就不会完全一样。人们想事说事，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作为一个汉族作家，我如何去书写彝族地区的情况？我如何才能真正深入到彝族人民的内心世界？这是我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说实话，作为一个写了将近20年小说的人，我开始的设想是很“便宜”的。我就蹲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越小越好，比如一条街道、一家工厂、一个餐馆、一个家庭，甚至小到只关注某一个与主题有关的人。我写出这个人的前世今生，小溪汇入大河，脱贫攻坚的局部和整体都可呈现。这也是一个小说作者最熟悉的路径。然而，当我来到大凉山，来到昭觉县，当我阅读了彝族的历史，目睹了他们的现状，觉得那种写法虽然照样可行，却不能完成真正的表达。

于是，我决定采取最笨的写法，也选择最笨的观照方式。我希望走进这个民族的深处，对他们为什么有那样的传统，为什么有这样的今天，从历史积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角度，作系统梳理。

我觉得自己是在从陌生走向更大的陌生，但挑战带来的乐趣，也是显而易见的。了解得越多，接触得越深，我就越是感觉到，对这片土地而言，脱贫攻坚不仅是脱贫的机会，也是自我革新的机会。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世界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同样如此，有先进，相应的就有落后，因此谁是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进向先进学习。适应和学习，既是对整体的贡献，也是保存自我的根本途径。

到昭觉后，我听得最多的话，是移风易俗。全国各地脱贫攻坚，都提移风易俗，但大凉山彝区提得最响。因为这是最迫切的事情。他们需要改变。不是年收入从500元增加到5000元之类的改变，而是要改变意识和观念。

“我们离昨天太近了。”昭觉扶贫开发局副局长阿皮几体说，“昨天”，是指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直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就像一个小学生插入高中班，新的听不懂，过去的习俗又忘不掉，而且也因为听不懂，就更容易怀念和依赖过去。如何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方式都融入现代社会，成为他们最艰难的课题。

当今中国，让一个地区从物质上脱贫，并不太难。凉山的多个深度贫困县，目前虽然没有完全脱贫，但就我所见，经过若干年特别是近几年的奋斗，“两不愁”已经做到，“三保障”也已部分做到，还没做到的，正在做的途中，为如期脱贫，上下都很努力，也都充满信心。可是今天脱贫了，明天呢？扶贫力度总不可能经年保持，帮扶干部也不可能永远不走，要是力度一减，人员一撤，又返贫了怎么办？物质贫困需要解决，精神贫困、文化贫困也要解决。

凉山之所以贫困，地域和历史因素，是必定存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意识，是观念。这是我最切实的、深入骨髓的感觉。

当地人对此已经有着深刻的反省，凉山州副州长、昭觉县委书记子克拉格对前去帮扶的汉族干部说：“你们看到需要改进的地方，直接指出来。”阿皮几体说：“国家对我们投入这么多，不仅投钱，还派人来，派的人都是精兵强将，我们需要更努力，赶上发展的脚步。”需要有更多的人像他们这样去思考问题。

彝族曾有着辉煌的文化，有着悠久的传统。彝族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让我十分感佩。但有些落后的传统，需要不断改变。作为采访者，我也特别愿意站在对象的角度去给予理解——理解他们因为改变带来的痛楚。说白了，脱贫攻坚的核心内涵就一个字：变。生活的改变，思想的改变。改变成为必然，而改变的阵痛，却需要他们去承受。我理解这当中的煎熬，但同时又不能不去想，没有反思的热爱，是表面的，是没有价值的，从本质上说，也是虚假的。

我该怎样去倾听和辨别？写作者的职责，是发现事实。采访本身并不能获得事实，只能帮助你去发现。如果采访本身能获得事实，只需掌握资料就够了，不必费心劳神地走进现场。我先后两次去昭觉，一次他们宣传部知道，一次不知道。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没通知任何人，目的就是静静地反刍那些声音，并尽量去与事实靠近。

两次去，都让我深受震动，为佛山和四川省内抽调去的帮扶干部，也为昭觉本地干部，他们的付出，只有见了，才能称出“付出”二字的重量。

不只一回，结束一天的采访，我回到住处整理笔记和录音，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有一次，是采访昭觉民族中学校长勒勒曲尔，他谈昭觉的教育，谈老师们培养学生的辛酸和喜悦，竟让我大半夜脸上一直湿湿的。过了好多天，当我独处的时候，只要想起，还是会流下眼泪。一个人，该有怎样的情怀，才能做出这样的事，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一群真正忘我的人，是为这个时代，也为那个民族倾心劳力的人。塘且乡呷姑洛姐村第一书记戴自弦，为督促村民养成好习惯，久久为功，移风易俗，坚持不住乡上，也不住村委会，就住到村民当中去，并以这种方式开放自己的生活，让村民看到自己怎样做饭，怎样收拾屋子，怎样安排一天的时间，从细节上去感染他们。村里没房子，有个村民就腾给他一个牛圈，他在那牛圈里住了两年半。还有成都市青羊区来的帮扶干部鲜敏，独自一人住在高山上的办公室兼寝室里。那一天，暮色四合的时候，从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下来，鲜敏向我挥手告别。我离开几分钟后，就看不见他了，黑漫漫的群山就将他包围了。如果不是为了扶贫，他此时的夜晚也会像在成都时的夜晚一样鲜亮，至少可和家人团聚……见到这些，听到这些，无法不让我感动。

然而，只有感动是廉价的，是对不起他们的。由此，我想到我写作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为那些挥洒汗水、忍受孤独甚至献出生命的人写作。

在昭觉，已有几个人倒在脱贫攻坚的路上。有一天，我和昭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敏聊天。刚坐下来，她就接到电话，然后不断地接电话，不断地打电话，不断地询问和安排。是有人积劳成疾，在乡下晕厥了。几个牺牲的人都是这样，平时连体检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往往小病拖成大病。有一天我去四开乡，乡党委书记克惹伍沙下乡时脚摔成骨裂，也没空去医院输液。医生来电话催，但工作太紧，他实在走不开，弄得他反过来给医生道歉。

春节过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许多地方推迟上班，昭觉也有推迟，但2月10号，本地干部和外地帮扶干部，就全员上岗了。好在昭觉没有病例。

对于一些艰难的改变，很多人经常想到两个字“放弃”，但脱贫攻坚的工作，只有这三个字“不放弃”。所以，我觉得，作为生在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为“不放弃”而书写，写出其中的不易和意义，是我最根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