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全在武汉水神客舍前留影。

李朝全，现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理论专著《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非虚构文学论》《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报告文学《中国好人》《最好的时代》《梦工场追梦人》《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少年英雄》《震后灾区纪行》《你也可以这么好》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抗震救灾特别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

在武汉，有一支特殊的作家小分队，他们受中国作协委派于2月26日抵达武汉展开工作。这支小分队的领队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

到现场，到一线，从2003年非典到2008年汶川地震，从深入脱贫攻坚到书写新时代，有着文学轻骑兵之称的报告文学作家从未缺席。

“上车饺子下车面”，李朝全在日记中写道，“（2月26日）中午岳父母特地包了饺子。这大概是北方人的习俗，饺子里包了满满的祝福。”这一天，北京晴暖，武汉多云。

“此次疫情对于武汉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尤其是失去亲人的家庭更是如此。文学有抚慰人心、抚平人们心灵创伤的作用，现在抗击疫情的战斗还在继续，我们的作家能够走上战场去采访、去记录，讲述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过程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对于那些蒙受灾难的人们来说，将具有心灵抚慰和人文关怀的意义。”每一次写作，李朝全都有全新的认识和思想的维度。

但每一次出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家人都不无隐忧，担心他瘦弱的身体吃不消。

2014年，李朝全采写了全国道德模范、盲人穆孟杰和他创办的特教学校，完成了《梦想照亮生活》一书——此书后来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人口文化奖，他的体重从104斤减到了99斤；2016年，他采访了农家书屋工程，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国家书房》，体重又从99斤减到了94斤。

这一次出征武汉，虽然有湖北作协的同志配合工作，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少接触”和“不流动”的特殊规定，无论是从采访难度和生活安排，对每一位前来采访的作家和记者，都是从未遇到的难题。

这一次的创作任务，考验李朝全的已经不是“体重再减5斤”，身体能不能承受的问题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生理和心理，对生命的极限挑战。

高铁到了邯郸东站，接上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春雷，晚上20:56抵达武汉，他们与先一步到达的纪红建和曾散两位作家会合。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场硬仗在等待着他们。

左起：文坤斗（湖北作协党组书记）、曾散、李朝全、李春雷、纪红建、李修文（湖北作协主席）

面对重大的事件和选题，写什么和怎么写，可以说一直是报告文学作家思考的重点。

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李朝全的梦想是做一名数学家，起因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深深地吸引了他。当时，李朝全在福建仙游县偏远农村读小学，全国大地正逢“科学的春天”，一本《哥德巴赫猜想》在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数学的种子。“我的感受是，陈景润这个数学家真了不起，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推论出了“1+2”的陈氏定理。”

当年的福建乡村相当贫穷落后。昏暗的灯光陪伴李朝全度过了一个个充实的夜晚，同时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近视。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他戴的眼镜度数就达到了450度。“是《哥德巴赫猜想》让我患上高度近视。”回顾这段成长经历，李朝全总是这样自我解嘲。

1988年在高考成绩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他被调剂到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李朝全回忆说，“不甘心的我专门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丁石孙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我的经历，表达了我希望转到数学系攻读数学专业，立志攻克世界数学难题的决心。非常遗憾，我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在数学家的梦想破灭后，李朝全转向文学研究和创作。199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研究、编辑和组织联络等工作，并从2015年起担任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这使李朝全对徐迟先生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对《哥德巴赫猜想》这部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有了新的认识。

做过新闻记者的徐迟是一位著名诗人，1977年，他接到邀请写作陈景润的任务时，已63岁，正生活在武汉。当时，徐迟是“北上”采访陈景润，而他对数学并不熟悉；这一次，李朝全带队的作家小分队则是“南下”，新冠肺炎病毒也是从零开始了解。

作家小分队住在一家便捷式酒店。“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能有一家干净安全的酒店入住，有热饭吃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李朝全说。

此刻，在这个城市，病毒正在街道、花园和湖泊肆虐，伤害老人、妇女和孩子；而此时，无数支英雄儿女的队伍已集结在武汉，同死神赛跑。

“如果你找到了打动你的地方，你就一定能写好。”在初步分工的基础上，李朝全和几位作家深入定点医院、街道社区，采访医务人员、公安干警、人民解放军、社区干部、志愿者等；他们在空无人迹的街巷、空旷的楼宇间穿行，挖掘滴落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上的泪与汗背后的故事；他们以沉重的脚步和深入的思考，记录下这个英雄城市普通百姓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经过不到一周时间的实地探访，作家小分队根据采访和了解到的情况和素材，完成了一批重点创作选题，随后迅速调整制定出新的创作方案，李朝全说，“我们计划聚焦90后和00后，采写‘战疫中的青春之歌’系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90后多数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在战疫中的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应该好好描画他们，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3月16日，李朝全的报告文学《一位叫“大连”的志愿者》在《光明日报》一版刊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大连小伙儿，不满28周岁，因为名字里有个强字，我们就称他‘小强’吧。小强原计划从上海乘高铁去长沙谈生意。2月13日路过武汉时，阴差阳错地下了车，从此开始了悲欣交集的一段难忘经历。”李朝全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向他学习：身处逆境困境而从不气馁，直面艰难而不退缩。“一定要抓住‘独特’二字，我要写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来，这才有报告文学的生命力。”

李春雷、纪红建和曾散的报告文学作品也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发表。

李春雷在《感谢纸尿裤》一文中写道：“29岁的健壮小伙子，第一次穿上纸尿裤，怯怯羞羞，脸色通红，好似番茄。但这是他每天必需的穿着、规定的标配，因为他是武汉抗疫最前线危重病房的一名护士！”

“时代风雨中，战火硝烟里，穿着纸尿裤的张明轩，长大了！”

“七分采访三分写作”——这是李朝全坚守的报告文学写作底线。从他们的笔下，你会感到作家们把功夫下在采访上，事先做足了采访的功课。李朝全认为，“描写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是离不开亲临一线、面对面的现场采访的，要‘耳闻目睹’，不要‘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

这个冬春，从武汉，到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等地，中国作家在行动。“报告文学属于非虚构创作，其自足性的前提就是真实无欺、客观准确。因为真实，所以更有力量，更有可信度，也更能打动读者。”李朝全说。

从2月26日出发，到3月底回到北京——1个多月的时间，在李朝全的创作经历中并不算长，但其间的日日夜夜，风中的人来人往，江城的山山水水，湖边的一草一木，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路历程和文学记忆中。他说，自己最大的祈愿就是：江城去病，荆楚弃疾；灭毒则徐，中华天祥！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对象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