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推动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融合，这是目前各地城市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共同面对的难题。北京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样本。　　路县故城如何“新生”

（图片来源：《北京规划建设》）

　　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北部，是一处以汉代城址为主体的大遗址。自发现至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依次发掘了城内主干道、南城壕东段和东城墙北段等遗迹，建构起城址的主体框架，阐释了城址时代和形制等基本问题。

　　沉睡千年后，路县故城遗址将以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目前，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已启动国际方案征集，预计2022年博物馆等建筑主体完工。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也开始建设。

　　这可以看做是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遗址公园。

　　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城址

　　历史可上溯至公元一世纪

　　2017年4月，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路县故城遗址是西汉时期渔阳郡下辖路县的治所。既是北京最重要的大遗址之一，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遗址。城址总面积35万平方米，整体平面形状为方形。现存城址埋藏于地下，城墙保存较为完好。城墙外周为城壕（护城河），城外西部为生活生产区，东北、东南、南部等地有墓葬分布。经考古发现，这座遗址的城墙、城壕、城内遗址区、城外居住区、手工业区和墓葬区，构成了完整的城市体系。此外，这座建设时间不晚于西汉中期的古城，也将通州城市副中心城址所在地历史，实证至公元一世纪前后。

　　截至目前，考古建设已经初有成效：通过对城外西南部和南部的遗址区的发掘考察，城外遗迹的特点已有所了解；而通过对3000余座各个时期的古代墓葬的清理，墓葬和随葬器物的演变轨迹也变得越发清晰。

　　此外，伴随考古发掘，大量遗迹和文物重现世间。先前发掘的多座汉墓中，有瓮棺葬，年代可追溯到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该类墓葬以儿童葬为主，成人葬也有分布，排列有序、组合多样。墓中出土的器物，也是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且形制各异。比如，被学术界称为“燕式釜”的夹砂红陶釜，是燕文化的核心器物之一，其自身价值不可小觑。还有各类陶俑，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而且，当年的“当地人”食物种类比较丰富，种植五谷并豢养六畜；房屋建筑材料多样，实用与美观兼顾；男耕女织，日常生活多彩。

　　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利用速度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路县故城遗址，属于城市型遗址，在保护方面难度较大，因为要受到来自规划与现状的双重挑战。遗址发现之初，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就已基本成形；遗址区域现状被城市干道、铁路等分开，遗址的完整性遭到较大破坏。不仅如此，遗址保护还面临考古发掘持续进行、保护对象陆续增加的动态状况，以及行政办公区快速建设所造成的建设条件不断变化的紧迫局面。

　　在此情况下，通州区政府公布了路县故城遗址保护规划，为下阶段遗址公园内开展考古发掘、绿化建设、水系建设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保障。2019年春，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如期启动。如今，城墙堆土及公园主入口区域的景观营造已初步实现，考古发掘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成为北京市首个主动实施、具有现代意义的考古遗址公园。

　　在此之前，北京已有多个考古遗址公园。号称“中国首个考古遗址公园”的圆明园其实是先被赋予“公园”后进行考古发掘。北京周口店遗址公园虽然是先考古后建园，但那是古人类遗址而不是聚落遗址。

　　更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之前出现的考古遗址公园，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从规划到实施，推进周期很短。1988年6月，圆明园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但到2000年，才出台《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而路县故城遗址2016年在考古勘探中被发现；在2017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就着手将路县故城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2019年便开始落实《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2020年2月17日，北京市《2020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方案》指出，在加强老城整体保护，修复历史文脉和胡同肌理同时，也要重点推进箭扣长城三期修缮工程、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考虑到科技、环境等条件尚未成熟，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展示手段均为其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郎玉茁 齐 欣

【编辑:田博群】